当一名女性未能成为母亲
发布日期：2025-05-23 08:01 点击次数：129
“你的子宫经历过什么？如果把你的子宫外化，你会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子？”
在宋庄的一个厂房里，朱玲玉简单搭了一个影棚，开启了以上对话。在她的镜头下，这些女性袒露了一直被遮蔽甚至羞耻化的流产故事，最后一位是她自己。她将这个拍摄项目称为《中国女性子宫叙事》。
这是女性人体的掠影，也是关于女性生育权的缩影。如果女性的生育困境依旧在社会层面上陷入失语的处境，那身体大概会是最诚实，最能保卫记忆的影像叙事。
上：《自然撕裂》
下：《月经延迟焦虑》
这也是朱玲玉与镜头下的女性的一场“集体疗愈”。当时的她生完孩子两年，因为疫情和工作的关系，孩子被送回了老家，她处在一种巨大的分离焦虑当中。
《中国女性子宫叙事》的最后，朱玲玉将镜头对准了自己。一幅作品记录了当时的状态——她拆了一件儿子的毛衣，毛衣一半挂在了枯树上，一半被拆成羊毛线，绕成一个球，她的身体蜷缩在小小的盆里，虚影的她代表着精神上的自我，往树的方向收着这条线。她说这条线代表了一个母亲思念儿子的距离。
通过这一系列摄影，她在断裂当中疗愈、重建自我，并从中找寻一种直面虚无的女性表达。以下为朱玲玉的自述。
朱玲玉
我在拍摄前，每次都会先问拍摄对象一个问题：如果将子宫外化成一个容器，你会想象它是什么样的，装的是什么？
从技术难度和表达方式而言，“生育”都很难具像化，用纪实的方式呈现。更何况面对在社会话语层面上，一直被遮蔽和羞耻化的流产叙事，所以我想用一种更抽象的，象征式的影像去呈现我的表达。
这个项目前后拍了一年多，算下来总共拍了十几个人。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：Alex经历过一次怀孕到六个月的“胎死腹中”，她将小孩的B超照片放在相框里，做成了一个像小墓碑一样的静物。她说，我觉得这段记忆不需要被掩埋起来，让她在我看得到的地方，可以不断地看到她，去纪念，思念她。
Alex，朱玲玉的拍摄对象之一
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拍摄对象高小君的这段比喻——“当我去凝视自己的身体时，觉得女性的子宫就像一个西瓜，一层一层地被刮，最后皮瓤越来越薄，就要被戳破了。等回过头来看，它早已千疮百孔，我很想去修补它。”
她觉得自己的子宫就像一个西瓜瓤，我当时就用了一张被挖到薄薄的西瓜瓤，用手术刀给戳破的相片，作为当中的意象表达。
我记得寻访拍摄对象时，身边很多女性都跟我分享过自己的经历，而且有不少经历过多次流产的，我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小群体记忆，而是女性在社会中的普遍处境，但很多女性都不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言说的议题。
流产在外界眼光看来，可能免不了被带上了“你太不会保护自己了”“糊涂”“不自爱”等等这样的评价，这是隐晦的历史，带有性耻感，被污名化的经历，但它背后也折射了我们女性生育权没有被正确看待的社会议题。如果不去谈论，带着羞耻的眼光看待评价，它依旧是藏在黑匣子里的“大象”。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讲述出来。
我试图去揭开被男性视角所压抑、遮蔽或者边缘化的女性身心的真实感受。通过这些关系和事件去观看，这是我们自己触摸自己，向自己深度敞开的愿望。
Alex
所以我找了一个厂房，在里面搭了一个影棚。这个厂房相对来说是一个私密的空间，她们也能更信任，用身体来配合我的拍摄。
在拍摄过程当中，每个人在面对面讲述自己的“子宫叙事”时，都带上了喷涌而出的情绪，像迸发的深井那般，似乎被埋藏了很久，当我们有机会重新梳理这些过程，很多被忽略已久的感受，有了共同的关照，当我们一起回溯、诉说时，她们对于镜头不再抗拒，才有了这样的影像叙事。
在《中国子宫叙事》的最后，我回归了作品出发的开始，将镜头回到自己身上。
在我生完孩子的时候，遭遇了胎盘滞留，子宫壁上还有胎盘残留，医生建议我马上清宫，否则随时可能大出血。当时医生还问我：“你是不是以前做过流产？这种情况多是当时手术后没有调理好。”
这件事才让我重新回想起8年前流产的经历。原来身体是有记忆的，子宫就像一个看不见的容器，承载了女性的性体验、生理疼痛和内心情感，流产便是女性身份焦虑的一个注解，一直以来我无法在社会语境当中言说自己。
在我回溯自己对女性身体的认知时，我发现早在青春期，我对生育就有了焦虑。我在“子宫叙事”的作品当中，用了在森林里捡的一棵枯树，作为我对生育的起初的感知意象。
很多人都会说“女人生了孩子才完整”，初中时身边的女同学陆续来了例假，她们会结伴一起去卫生间，互相借卫生巾。每次落单的我，因为性别教育的匮乏，经常怀疑自己将来是否有生育能力。
直到高一，我有了初潮，那晚我梦到自己站在一颗枯树下，树枝上挂满了胎盘。那个梦境是我对生育焦虑的最初象征。
《生育与死亡》
这种怪异的梦或许来源于心理阴影。初三那年，湖南郴州发生了特大雪灾，导致村子里的电线杆子都倒了，我们村是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，路上全是冰，步行出去很困难，整个寒假我们都被困在村子里面。
恰好碰上堂嫂要生孩子了，他们就找了村子里的赤脚医生，在现场接生，我全程我就在旁边亲眼目睹了分娩过程，记得当时我的拳头窜得很紧，也就在那时候看到了什么是胎盘。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即便在农村生育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堂嫂在分娩的过程中也始终压抑自己，只发出低沉的声音。我问旁边的大人，堂嫂不痛吗，为什么不大叫一声，她们跟我说，村子里生孩子谁敢叫，全村都能听得见了。
从少女时代看到的电视剧，似乎都会将生育浪漫化，人们会说孩子是爱情的延续和成全，是爱情的结晶，于是在《中国子宫叙事》作品集里，有一幅作品是这样的：我用了一个苹果放在框框里，取名为《爱情》。
我觉得它更像一种浪漫化的社会景观，在固有的主流价值观念当中，与一个男人恋爱，结婚，生孩子，才是顺理成章的生育模式，生育必须捆绑于爱情和婚姻，才能维护道德正当性，但女性为自己生孩子，就是不道德的吗？
成为独抚妈妈，我时常受到道德审判。因为我未婚生育，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，周遭许多言论都把我污名化了。
《生育之耻》
我父母为了不觉得丢人，不想我去县城的人民医院生育，后来我去了妇幼保健院，生完孩子后，接产医生也在挖苦我说：就你一个人哭喊的死去活来。
我当时顶着7个月大的孕肚从北京回了湖南老家，原本渴望远离我的生长环境的我，费尽心思从这里出走，但当我怀孕回到这里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“被打回了原形”，甚至还在肚子里的孩子也遭受了异样的眼光。我当时在备忘录写下了一句话：你一意孤行走到这里，到底出走了多远？
有了拍摄《中国子宫叙事》的契机，我才发现来自农村的底层女性，总能勾起我对于生育最隐秘的感受，她们才是我认识女性的起点，而后才是波伏娃、伍尔夫、上野千鹤子……
我的拍摄对象有个是我姑姑，我和姑姑生于湖南一个还没通上公路的偏僻山村。姑姑像聊家常一样的语气，说出了令我震惊的真实经历：她怀孕12次，流产过6次的经历，姑姑十多年来，为了的就是生个男孩。
她的身上有很多底层生活带来的创伤痕迹。我最后将镜头对着她的脚，她说：“我有一双 41 码的大脚，和丈夫的脚一样大。每次去县城都买不到一双合脚的女鞋，整日踩在泥里干农活，茧子又厚又硬，不像你们城里女人的脚那么秀气好看。”
《42码》
在少女时期，我从妈妈带着哀怨语气的讲述当中得知了外婆的故事。外婆是一个童养媳，跟外公生了8个孩子，她从小到大都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待遇，繁重的家务和生育压垮了身体，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她因病去世了。在亲戚口中，外婆总是一个很沉重的“受难者”角色。
有一次我回了趟老家，外公的祖屋已经是快要塌陷的黄土坯房，亲戚全都搬到了县城住了，祠堂里只有外婆的遗像摆在那，遗像上写着“血母聂金花”。我当时盯着遗像看了很久，在旁边拉了一条凳子，把那张遗像放在了凳子上，拍了一张照片。我记得他们说，做童养媳的外婆，从来都没有资格上桌吃饭。
《童养媳外婆》
我是农村里极少数，能到县城上学的女人，我的同辈亲戚跟我有很明显的距离感，他们大都生长在农村当中，早早结婚生子。在她们眼里，我可能是例外，我常有种落单的感觉，但我很想看看她们在城里到底是怎么生活的。
出于对家族当中女性亲戚的好奇和共感，她们也没法在我镜头一一呈现，于是我到深圳的城中村拍“流动女工”这个项目。姑姑曾告诉我，流产是农村男女避孕的手段，再加上她们嫁的多数都可能会吃喝嫖赌、家暴，她们当中很多人宁愿出去广东打工，也不想在村里浑浑噩噩活着。
深圳城中村的拍摄对象跟我都是陌生的关系，我从公益机构的义工联系上她们，最后有六七个女工同意了我的拍摄。印象很深其中有个姓朱的女工，很年轻，家里有六七个姐妹，当时她母亲想要她辍学打工，这样她可以买卫生巾。因为家里女孩太多了，卫生巾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生活支出。
包括我后来到北京的马驹桥接触到的日结工，那里与北京其他地方有着巨大的反差。它特别像魔幻现实的底层乡镇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，女日结工更难生存。
我当时认识了两个女日结工，她们都是非常虎的性子，动不动就跟男日结工吵架干架，说话声音都特别大，后来我察觉到这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锻炼出的求生本能。那位年轻的女日结工遭受过很多恶意的排挤，经常被骚扰，还会被尾随到了旅馆，有一些男日结工还会将她的电话号码写在公共厕所上，被污名化成“妓女”。
明德，因家暴流产并失明
在我的创作视角当中，很多人觉得我拍摄的女性议题有些沉重。当下社会语境对女性议题和女性权益有了更多元、更开放的讨论，但我觉得这当中还是存在着圈层的，似乎大部分还停留在城市话语里，比如更底层的县城、乡镇、农村，还是存在着非常固化的观念束缚。
我经常在拍摄对象面前有着强烈的共情和无奈，因为我知道她们经历着什么痛苦，“钝感”似乎是农村女性练就的一种生存策略。就像我的姑姑，将这些绝望的日子比成土豆发芽开花。
《送子观音》
在《中国子宫叙事》拍摄创作时，我在一遍遍回溯，重新梳理自我，与拍摄对象沟通的过程当中，仿佛有了深度连接，与她们建立了共同体。这个作品反过来也让原本差点被摧毁成碎片，将一些归咎于自己的我，有了重塑主体性的疗愈过程。
我们都是一群“被凝视”当中的人，凝视是主动的，自我的，真正“被凝视”的对象的真实感受，却很少有人思考过。
这个过程并不是通过女性主义的口号或者理论达到的，而是漫长的，需要通过自己与身体的对话才能建立，才能从一个“被凝视”的对象，变成主动自我凝视这一切。我看到了女性生育的自由，当中流动着复杂的社会性成因。
镜头当中可能悬着一种宣泄式的，审问的情绪表达，我没有找到更多建设性的力量和答案，但我觉得“发出问号”对我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——真的都是我们女性自己的问题吗？
如果说我的拍摄对象都不约而同是一群边缘的人，她们就像处在一个时代的末班车，前面的人跑得很快，但后面的人跟不上，还活在一个混沌的状态里。
而我只是偶然跳出这个圈子，看起来好像侥幸成了例外，但我跟他们的命运是没法脱离联系的。
这种隐秘的联结，就像我与我父母的关系一样。去年我爸爸被诊断出癌症，我是家里的长姐，我还有个弟弟，我内心害怕会沦为被家庭绑架的，不断牺牲自己的“长姐”，我离开家首先是想要有物理上的隔绝，“重男轻女”是他们一直丢不掉的包袱。但当我爸爸生病的时候，我依旧选择担起这个重担，一直在医院、学校和家里来回奔波，中间好几个月都没有工作。
顶多我会在爸爸埋怨连一个床位都搞不定的时候嘴硬：要不你找你儿子去。但我还是照顾了他生病的整个过程，等到我爸爸做完手术康复，我妈妈跟我说：谢谢你救了你爸的命。我也发现，他们跟我的关系格局上，有了不一样的转变。
这或许也跟我成为一个独抚妈妈有关。我发现养育者的身份会让我变得坚实了很多。回头看去年拍马驹桥的项目，我发现了一些变化，我的关注点从宣泄式的自我表达，到了多了一些平和的，冷峻的视角。我会跳出自己，视野开阔了很多，回到更基础的，对于普通人的好奇和聚焦点。
回过头来看，我透过这一系列不同的作品，重新梳理了自己，也在当中被疗愈了很多。
作为妈妈，经常要投入一种照护者的状态，要直面非常琐碎的，平庸的日常，有时候经常会陷在一种虚无感的状态里。当我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生命体，突然有了一个很紧密的连接，他弥补了我成长过程当中缺失的情感。
但与此同时，日常生活的琐碎也是交织并行的。除了摄影创作，我基本在一个非常封闭的家庭生活里，中间好像没有留下一些空间，哪怕让我读书或者思考，都觉得有点难找到状态。
《刮宫勺》
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表达女性养育者，在家庭内部庸常的生活，我上次看到一个比利时的女导演香特尔·阿克曼，她的那部实验性电影《让娜·迪尔曼》，就是在拍摄一个妈妈，在家里每天重复的日常，它非常能打动我，穿透力太强了。
这可能是我未来创作上渴望达到的方向，面对自我和生活的平庸、局限和虚无，让它流动，成为一种全新的表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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